接到文联办公室一个电话，让我有空去领一下稿费。说来惭愧，一年之中难得写篇文章，却得到了朋友们的许多鼓励，还有稿费可以领取。走出文联财务室，看到隔壁邵红卫主席办公室门开着，信步就走了进去。招呼过后邵主席起身泡茶，我端起茶杯刚想聊两句，见他有客人来访，便找个借口，说找楼下党史办老朱谈点事，告辞出来径直来到一楼，见朱华民主任办公室门虚掩着，心想真巧了，边敲门边轻推而进。老朱见了我也不寒暄，说来得正好，下星期二开一个新安文化研讨会，在浙旅名庭让我也参加，边说边递上一份参会人员名单。我接过一看，乖乖，光省外专家学者就有二十多人，其中博士生导师又有五六个，阵容够强大的。对老朱的活动能力不禁暗自钦服。

　　我与老朱认识有些年头，我们之间没有太多的繁文缛节，我见了他从不冠以职务，而是直呼“老朱”， 老朱也毫不介意，脸上笑呵呵应着，坦直率性。对新安文化我们私下也曾有交流，虽然我对他所说“新安文化的中心就在淳安”的提法不敢苟同，但对他说的“我在这个位置上就要做一点事情，不想混日子。”却表示由衷赞赏。 　　

　　去年开始，县里陆续召开过几次新安文化研讨会，我都没有参加，原因是自己对新安文化的定义始终没有理顺，参加这次研讨会，我也是诚惶诚恐，想从专家们的发言中开启一个思路，搭起一个框架。

　　研讨内容丰富，门类众多，涵盖“新安宗族”、“新安学术”、“新安文学”、“新安商人”、“新安教育”、“新安建筑”、“新安民俗”、“新安书画”、“新安医药”等十余个课题。我总感觉还缺少一个内容，那就是“新安考古”或者“新安文物”。这恐怕与自己的职业有关吧。

　　“新安文化”不是考古学意义上所说的文化概念，考古学所讲的文化，有其特定的含义，专门指考古发掘中观察到的属于同一时代，或是分布于相同地区，并且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存。例如在考古工作中，发现某几种特定类型的器物，经常在一定地区的某一类型的居住遗址或墓葬中共同出土，这样一群有着特定组合关系的遗存，即可以称之为“某某文化”。由于它们总是共同存在于同一文化层或是墓葬中，表明它们属于同一时代。一个文化不能由一种特征来划分，只有许多特征的总合，才能把一个文化和另一个文化区分开来。

　　考古学文化，除了要解决时代和分期之外，还要研究它们的内容、特征、分布范围、起源、发展，以及同其他文化的联系等。而要对这一文化的内容有充分的了解，则至少应对该文化的一处典型遗址作全面、深入的研究，把握这一文化的主要内涵。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特征，要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，来搞清它们的分布范围。这些范围同自然地理的区划并不完全一致。一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，各个阶段的分布范围也会有所不同，文化因素也不断发生变化。 

　　今天我们谈的“新安文化”，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概念，因为缺乏考古发掘的实物支撑。尽管在1958年，千岛湖形成之前，新安江考古队抢救性发掘了几处遗址和墓葬，但由于时间紧迫，再加上当时的条件及专业人员不足，发掘报告至今没有整理公开，参与发掘的人员有的调离岗位，有的已经过世，不免留下许多遗憾。考古发掘不仅仅是挖掘宝贝，更重要的是寻找地层叠压关系，揭示文化层的不同面貌。缺乏对地域整体文化要素的把握，缺乏对上游古徽州地区，下游建德地区以及流域周边的文化比较，从中找出“此文化”区别于“彼文化”的典型特征，换句话说，就是新安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，比如良渚文化、马家浜文化、河姆渡文化、跨湖桥文化的典型特征和文化个性是什么？对此，我们依然缺乏足够的底气和证据。　　

　　提到下游建德，自然联想到乌龟洞，想到“建德人”那颗牙齿，距今5—10万年，开启了新安江流域人类发展的序幕。尽管我们不清楚“建德人”的生存状态，如何采摘野果，如何鱼猎捕食，没有生产工具，没有生活器皿，仅仅只是一颗智人牙齿，但却足以证明早期人类已选择在此傍水而居，繁衍生息，足以比肩中国任何一条流域的文明，它与黄河流域、长江流域、珠江流域等共同组成中华文明的宏伟篇章。

　　再一个想法，就是觉得应该把“新安理学”单列，不要放到“新安学术”篇章里笼统叙述。新安理学是继孔孟的传统儒学之后，又一座思想的丰碑，它还融入了道家和佛家的成分，对理气、知行、格物致知、正心诚意等有一系列论述。

　　新安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，祖籍徽州篁墩，因徽州的前称为新安郡，故这一学派以“新安”定名。朱熹虽是其父朱松在福建尤溪任上出生，算是尤溪人，但他书信往来和其他文字中往往喜欢题署“新安朱熹”的款，其实是对故乡徽洲的强烈认同，是眷念桑梓之情的真实流露。

　　朱熹的“格物致知”理学思想是传统儒学基础上的一个发展，更具有思辨性、哲理性，弥补了以往儒家思想的理论缺陷,重新建构了儒家学术思想的理论体系，并借鉴佛道二教的传教谱系,创立了儒家学说的传道体系，吸纳佛教的禁欲思想，提出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的新的道德规范。他用“格物致知”理论，对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四书作了一次系统性集注，使之成为儒学的“道统”，从而成为明、清两代的主流学派；康熙皇帝对朱熹更是推崇有加，亲自御批《资治通鉴纲目大全》，并与当朝的理学家一起探讨朱熹学说，下谕编纂《朱子大全》、《性理精义》等书。明清科举考试命题一般都从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中来，他的理学统治中国思想界达数百年之久，其地位无人能憾。

　　“格物致知”是认识事物的方法，“正心诚意”则是门径。历史上凡是想成为圣人的人，“正心诚意”都是不二法门。明代王阳明是如此，清代的曾国藩更是如此。曾国藩从32岁开始便致力程朱理学，毕生服膺程朱理学，他给自己定下五箴：立志、居敬、主静、谨言、有恒。每天自修、自省、自律，没有一天懈怠。　

　　曾国藩曾在日记中写道“我三十岁那年，便以做官发财为耻辱。因此我立下誓言，此生绝不靠做官发财，为后人敛集财富。神明作证，我绝不食言。”他说到做到，一辈子持守诺言，从未破例一次。在晚清这样一种官场上，他位极人臣，权倾朝野，却恰似一朵莲花，出淤泥而不染，达到“知”与“行”的高度统一。

　　毛泽东评价他是“一个办事兼传教之人”，又叹说“愚于近人，独服曾文正”。还把曾国藩为训湘军作的《爱民歌》，移植到《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》里，使解放军取得了无往不胜的战果。

　　说到“知行”关系和新安教育，有一个人不得不提，那就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。陶行知是徽州歙县人，在“知”和“行”的问题上曾困惑、迷惘过相当一阵子，求学期间推崇王阳明的“知行合一”说，信服“知先行后”，故取名“陶知行”。 到了四十三岁那年，他在《生活教育》上发表《行知行》一文，认为“行是知之始，知是行之成”，知之非艰，行之惟艰，对知行观发生了彻底转变，遂改名陶行知。终其一生践行着先行后知的知行观。 

　　在教育上孔子提倡“有教无类”，陶行知倡导“平民教育”。 旧式教育提倡“人上人”教育，陶行知新式教育倡导“人中人”教育。陶行知还把《朱子语类》集注的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改为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民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人民之幸福”。借此推动生活教育，民主教育的进程。无怪乎郭沫若先生这样评价他，“两千年前的孔仲尼，两千年后的陶行知。”

　　会上听了安徽中医药大学万教授的发言，对新安医学评价颇高，称之为“北华佗，南新安”。中医理论可以说是中国哲学思想的延伸，是“天人合一”观念的具体体现，人秉天地万物而生，人与自然是和谐相生的，天人感应。天地由阴阳组成，人亦如此：阴阳平衡，百病不侵；阴阳失衡，病魔伴生。整个中医史，拿“格物致知”观点看，就是“阴阳”二字，望闻问切是由表及里的方法，把这些表象综合起来看，就能够得出辩证诊疗手段。

　　从“天人合一”观来看，窃以为二陆（陆九龄、陆九渊）和王阳明的学说，认识事物的方法更直接，他们的命题是“心即理”、“心外无物”、“宇宙即吾心，吾心即宇宙”。吾心既然是万物一分子，当然可以映照万物之理，“格”吾心即是“格”万物，吾心之理“格”通了，何愁万物之理不通呢？正如孔子所说“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也。”是同样道理。

　　新安江全长370余公里，流经淳安境内约80余公里，无疑是新安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；另外，从淳安历史沿革来说。

　　东汉建安十三年（208年），孙权遣威武中郎将贺齐击山越，平黟、歙。分歙县东之叶乡置始新县，县治在新定里，即后之威坪镇（在今威坪镇南3.5公里水域区），同年析丹阳郡置新都郡于此，为郡治；分歙县南之武强乡置新定县，县治在安定里木连村溪北。此为淳安、遂安建县之始。属新都郡。次年，新都郡治迁入贺城。

　　西晋太康元年（280年），晋灭吴。改新定县为遂安县；改新都郡为新安郡。始新县仍为郡治，遂安县属之。

　　东晋、南朝因之。

　　隋开皇九年（589年），废新安郡，改始新县为新安县，并遂安、寿昌县入新安县，属婺州。

　　仁寿三年（603年），在新安故城置睦州，遂安从新安县分出。复立县，属睦州。

　　可见在近四百年历史进程中，淳安确属新安文化的中心地。隋朝以后淳安与徽州开始分道扬镳，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，这个时间段竟长达一千四百余年。

　　宋代以降，徽商开始活跃，明清达到顶峰，留下了“无徽不成商”，“ 无徽不成镇”之说，徽州商圈辐射到全国乃至东南亚。拥有巨资的徽商不仅仅重金设义学，办书院，他们还大兴土木，修祠堂、立牌坊，兴道观，建园林，形成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建筑流派，人称徽派建筑。

　　徽派建筑，主要流行在古徽州及周边地区。尤以民居、祠堂和牌坊最为典型，被誉为“徽州古建三绝”。 在空间结构和利用上，造型丰富，讲究韵律美，以马头墙、小青瓦最有特色；在建筑雕刻艺术的综合运用上，融砖雕、木雕、石雕为一体的三雕艺术。

　　淳安建筑与徽派建筑高度一致，原因有三：一是地理概念。淳安古时属于歙之东乡，且那时多走水路，淳安和歙县一衣带水，经济、社会、包括建筑工匠的兼容性很强。二是文化概念；主要是南宋迁都杭州后，正是徽州文化兴盛期，程朱理学等成为南宋大一统的文化概念。三是建筑融合；无论是淳安还是徽州，在当时都属于泛徽州地域的大徽州工匠体系内，建筑的平面布局、结构形制特征基本相同，只有细部会融入地域元素。 　　

　　三雕艺术的基础是绘画，自古书画同源。书为心声，画为心声，同源还有另一层意思，那就是无论王羲之还是吴道子或是黄宾虹，他们的书或画如果从“格物致知”来看，其实就是一根线条。一幅行草书或者一幅人物画、山水画也好，归根到底都是一根线条组成的，这根线条的运用，如果达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，也就达到了化境。孔子说人生几个阶段：“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,六十而耳顺,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” 正是这个道理。

　　一个字是一根线条，一幅字也是一根线条，其间虽然跌宕起伏，变化万端，也都还是由这一根线条化出，这一根线条大而说之就是“道”。孔子说“吾道一以贯之”。老子说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天下万物”。表述不同，其理一也。朱熹也说“理就好似天上的月亮，映照到江海湖泊是千千万万个月亮，归根结底又统摄于天上那个月亮”。

　　在座的专家学者对新安文化精研数载，均有专著，他们从各自研究领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，对我启发良多，会上我也提出了自己隐隐的担忧。丛书编纂是一项系统工程，不仅仅要求文体凡例上的一致，文辞风格的一致，字数篇幅的一致，更关键的是内容也应高度契合，紧紧围绕“新安文化”去推导演绎，梳理文化脉络，厘定历史传承，权衡文化元素的一致性，同时甄别这些文化的差异性。既然我们是第一次以流域的视角看新安文明，看新安文化，我们的视野理应更广阔，联系更紧密，范围更宽泛，心态更包容，文化更多元，上、中、下游，唇齿相依，兼容并存，融合发展。

　　丛书分开看有十余本之多，各卷作者可以自由发挥，甚至天马行空，但各卷之间绝不能悖离主旨，互为矛盾，否则这个框架就构建不起来，这条红线就贯穿不下去。它与书画那根线条是一个道理，整体来看就应该是“一部书”，主旨不能游离“新安文化”的范畴。

　　“新安文化”同根、同源、同宗、同流，随新安江水流淌奔腾了千万年，站在淳安人的视角看，恰是承上启下之势，它上接徽州，下经建德，流注富春江，汇入钱塘江，最终东归大海。我想淳安人在编纂“新安文化”丛书时，也应有大海一般的胸襟和视野，纵横激荡，俯瞰全域，如此方能上下吞吐，气象万象。

　　供稿人：鲍艺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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